王泽浚的个性也是十分爽朗，很可爱的。我常常为他一声惊叹而大笑，杜聿明却最怕他这种惊叹声。我们在缝纫组工作时，只要工泽浚用四川口音大叫一声'哦嗬'！杜聿明组长就要为这一叫声而捏一把汗。因为，王往往在弄断了缝衣针或弄坏衣车和把衣服等弄坏了的时候，才会发出这种叫声的。杜聿明不但小心谨慎，而且十分负责，生怕我们这些组员们把东西损坏，所以一听'哦嗬'！他就赶忙把手里的工作放下，去王泽浚跟前弄个明白，看是出了什么岔子。王总是一边挠头皮，一面再补上一句'格老子'!

王泽浚和罗历戎虽然是'宝一对'，但还是有些不相同的地方。他最不爱谈他被俘的经过，我好几次问到他时，他总是把头一摇，两手一摆：'不谈这些。当军人打败仗成为俘虏，连先人的脸都丢尽了，啷个还好意思去谈它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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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历戎则不同，他谈到1947年10月间由石家庄率部去保定时，思想上相当麻痹，以为自己的部队战斗力很强，不怕解放军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947年10月19日上午，他率部正由定县到达清风店附近的途中，一架飞机在他们头顶上做低空盘旋飞行几圈之后，便投下一个通信袋。他急忙拆开一看，里面装有一张通知：'请第三军指挥官注意，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来，距离你们很近，请紧急做好战斗准备。'这时，他才有点紧张，便决定在清风店附近的东南合和南北合几个村庄宿营、加紧构筑工事，做好战斗准备，并电请孙连仲、李文速运粮弹支援，不久，就看到两架运输机在第三军宿营地投下不少弹药和饼干等。当天下午5点多钟，前方警戒部队便与解放军展开了战斗、枪声由远而近，由稀而密，到晚上10时左右，第七师的十九团驻地村庄被解放军攻破，他急令团长柯民生做收容整顿工作，并急电孙连仲调派空军前来助战，同时请李文派部队支援。没有想到，李文派出的支援部队迟迟没有赶到。到了21日早上6点左右，解放军已突破了军部驻地西南合村，罗历戎和副军长杨光任参谋长等从军部冲出来的时候，村内已发生巷战，情形极为混乱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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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罗历戎自知无法挽回这一失败的局面，便跑到第七师师部与师长李川章企图向北突围。但因李的腿部负伤，突围未成。到了上午8点多钟，他和李用章已被解放军俘虏了。及至战事快结束时，才看到四架战斗机在战场作低空扫射飞行，他差一点被射伤。这使他十分懊恼，这时来扫射还有什么用呢！敌人没有打到，几乎把自己人射死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！

我听了他两天工夫就全军覆没，便用开玩笑的口吻讥讽他不会打仗，活该当俘虏。早知这么快就完蛋，还不如不打便投降算了。他对此却有点生气：'你没有看到当时的战斗是何等激烈，你以为我是不抵抗主义者吗？告诉你，两天时间，第三军的伤亡就达到3000多人，这一仗是打得够厉害的了！'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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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卫士，据说现在全国只剩下两个人了。一位在广东中山翠亨村中山故居安度晚年，另一位便是现在北京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的特赦战犯周振强了（最近已被特邀为政协委员）。

周振强是浙江诸暨县人，青年时期，在孙中山先生身边任卫士。黄埔军校成立，孙先生送他去第一期受训。毕业后，他又给蒋介石担任警卫工作，一直升到蒋的警卫大队长、教导总队旅长，后来才转任其他工作。

我从重庆一到北京，就认出这位仁兄和我也是冤家对头。我过去由于工作关系，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共产党一些领导人，以及民主党派中一些负责人受到过我的迫害和监视、盯梢、逮捕、打骂等外，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和我是冤家的。连在战犯管理所内，也有几位和我过去还是仇人。本来，'他乡遇故知'是件喜事，而我对于这种喜事，正如抗战时与四川朋友摆龙门阵，他们把许多喜事添上两个字那样就完全变了：'久旱逢甘雨﹣﹣几滴，他乡遇故知﹣﹣仇敌，洞房花烛夜﹣﹣隔壁，金榜题名时﹣﹣未必。'

他乡遇故知﹣﹣仇敌，写的是袁仲虎。他是前营口市长，被俘释放回到云南，大肆宣传共产党如何优待俘虏等。被我逮捕囚禁后，迫他作反共宣传，新中国成立后又被逮捕。所以他一看到我就说：他早投靠了共产党，是我迫他反共，结果又坐牢。我也曾不客气地顶过他：你要真心诚意投靠共产党，不怕成烈士，今天就不会再坐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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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振强和我这一段往事，过去我们彼此都不愿谈，直到今天我才写出来。原来，他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担任战时干部教导总团的副教育长，战干团总团部就设在重庆附近的綦江县，该团教育长桂永清和周是黄埔一期的同学。他为了要一手控制全团的工作，便推荐这位副教育长去兼綦江警备司令，免得他插手战干团的事。当时綦江警备司令部又归重庆卫戍总司令部领导，军统在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内设有一个庞大的稽查处；这个处名义上是属于卫成总部，实际上工作、人事等都是归军统领导。不但如此，卫戍区所有的13个县，每县也由稽查处设一个稽查所。这些稽查所对当地的警备司令部也从来不买账，等于两个单位。在周振强兼任綦江警备司令期间，对稽查处派去綦江的那个稽查所一直是视同眼中钉，因稽查所的权力很大，并与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合作，在綦江设有交通检查站。统一检查处处长又是戴笠兼任，所以，这些联合检查站的特务们更是目空一切，根本不把当地什么警备司令、县长等放在眼里。因此，警备司令部和稽查所等经常闹摩擦。

有一次，綦江稽查所抓了一个商人，罪名是贩运鸦片烟，物证是从他的行李中搜出一枚治气痛的佛手，里面有鸦片烟。这个商人是从浙江逃难到四川投奔亲友，路上老婆被日本飞机炸死，只剩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儿。这个商人身上还有几两金子，在綦江住在一家小旅馆内，主要是这几两黄金惹来了家难。

几个查旅馆的稽查员发现了黄金，正苦无罪证可逮捕他，带去的警犬一下嗅到那枚治病的佛手有烟味，便叼了出来。稽查员一剖开，发现里面有鸦片，这就构成了拘捕他的罪证，便连人带黄金、佛手一同抓走。

当晚有个稽查又到旅店去找他女儿，借口她父亲供认，在她身上还藏有毒品，便把她衣裤全部扒下来检查，实际上是借机来奸污她。从此，这个小姑娘就落入了这个稽查员的魔掌。除奸污她外，还迫她卖淫接客，她便写信向她父亲的朋友求援；其中有个认识周振强的，便赶到綦江找周进行营救。周一听到自己的同乡遭到这样的冤屈，决定要为之伸张正义，便叫人先把这个强占商人女儿的稽查员找去，询问案情经过。周因为知道这些人不会听他的，只是想讲讲人情，说明只有四川运鸦片烟出去，没有从浙江贩运鸦片到四川来的道理。这个稽查员对这位司令官的态度非常傲慢，惹得周火冒三丈，便把桌子一拍，大声斥责这个稽查员奸污民女、逼良为娼、栽赃陷害等一大堆罪行。没有料到，得到的答复是：你管不着！周便怒气冲冲地骂上一句：老子就管得着！不信，看老子枪毙了你！这个稽查员自恃来头大，只冷笑了一声：量你没有这个胆！这回周不顾一切，连叫带骂，老子官不做了，非把你枪毙了不可！本来这是气头上的话，只要对方不再顶撞也就大事可化小。谁知这个该死的稽查员竟回骂他一句：你不枪毙我，就是我儿子！这可把周气急了，便叫几个卫士把这个逼他枪毙的人，在司令部门口枪毙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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綦江稽查所立即把这一情况向稽查处报告，当时我是稽查处副处长兼督察长，处长正在生病，由我代理处长。我一听也火冒三丈，心想周振强这样无法无天随便枪毙一个军官，我也就准备同样无法无天，把这个司令抓起来。所以，我立即下令调了几十个稽查员和特务队队员，分乘两辆卡车赶赴綦江。

我刚一走，便有人向戴笠报告，戴笠就打电话到一品场的水陆交通检查所，说等我汽车到时，叫我打电话给他。我一路上越想越气，认为即使那个稽查员有该杀的罪也不能随便就枪毙了，总得问清楚；在后方不像在前线，不能任意处决一个军官的。当时的稽查员，一般都是少尉到上尉级，警备司令虽有权杀人，也只限于暴动、抢劫杀人或奸杀等，对于正式军官，一定要经过军法审判才能定罪。

我的汽车刚一到达一品场，马上有几个小特务向我报告，说他们所长请我去。我去后便与戴通电话，向他报告出事经过。他只若无其事地叫我马上回去见他，再听候解决。我只好掉头回去。见到戴笠后，他骂我事前不向他请示，带那么多人去准备干什么？我说准备把周振强抓来。他问抓来后怎么办？

还没有等我答复，他就骂我糊涂，说这种事要冷静处理。他叫我回去，并说他有办法解决。主要是因为那个稽查员不是军统特务，是一个地方恶霸，当时稽查处有500多稽查员，90％都不是军统分子，而是地方上一些恶棍地头蛇之类的人。军统一些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，在该处都是担任所长、哨长、督察员等职务。所以，戴笠对非军统分子一向不在乎。加上周是黄埔一期的，还在蒋介石身边工作多年，不能把事情闹大。后来经过几个黄埔一期的人向戴笠一说情，这样一件随便杀掉一个下级军官的事，就不了了之了。

我当时对那件事的处理一直不服气，认为很不妥当，所以，我在一次宴会上见到周的时候，还和他吵了一架，弄得宴会不欢而散。到北京战犯管理所，彼此一见，只说了一句：想不到我们在这里相见了。开始我还有点提防他，怕他报复我，因他比我早到一些。不久，我就发觉这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对过去一段不愉快的事，谁也不愿去提它，而且几年来我们之间相处得很好。

周振强在管理所有个绰号叫周老黑，后来他又被同学们称作狗熊。这不是侮辱他，而是对他的爱称。因为他不但长得黑不溜秋的，并且气力很大，干什么脏活、累活他都抢着干，从不挑轻避重。当时北京功德林监狱内没有暖气，冬天生了几十个煤火炉取暖，最重的一项劳动，是把大块大块的硬煤敲碎才能送进火炉，每天要敲两百斤左右。开始是由各组轮流敲，轮到哪个组，都是十分勉强去敲敲，因为敲块煤时不但要费劲，还得在房子外面空地上工作。生火炉时，气温总在零下十摄氏度上下，敲上半天，手脚冻僵了，身上头上却又冒汗，脸上往往是一层黑煤屑，所以，许多人口里虽不说不愿意，而心里却是一百个讨厌干这种活。相反地表面上还得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，这才能表现出树立了劳动观点。如果唉声叹气，保证劳累了下来还得挨那些'左'字号同学一顿批评

所以，只要轮到哪一组敲煤，哪一组就有那么几个聪明同学，早不生病，迟不生病，刚巧就在那一天生起病来，由管理所医务室大夫开一张全休或半休证明书，就可以免去参加敲煤了。

我是一个什么事都好研究研究的人，为此我也研究了一下，原来这些'大人物'年纪都在60岁上下，一向养尊处优，四体不勤，要找一点病，随便就能说出。

即使是身体很健康，要逃避劳动也有妙法，只要在去医务所之前，先喝上一大杯滚热的开水，马上去试口含的体温表，保证会到38摄氏度。这样全休、半休的证明就到手了。再加上当时那几个大夫，对战犯们是奉命要小心照顾的，所以什么病都没有的，只要说晚上失眠、起床头痛，除可以免劳动外，大夫还会安慰几句，如不要背包袱去胡思乱想、好好学习、注意身体等。这些同学要钻一下空子是很方便的。一个小组一般十来个人，如果有三四个聪明同学正在敲煤那天生病，不病的就得分担这几个休息同学的那份劳动了，因此，在小组内常为此而引起争吵。这件事，周振强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，便下决心，自告奋勇向管理员提出，敲煤的任务由他一个人承包下来。管理员还在考虑他是否能担负得下来时，表扬他这种精神的墙报已贴出去了。我看了，真是打从心眼里对这几位贴墙报的同学表示无限钦佩，真不愧是天下聪明人的代表。他们除表扬周的风格高、劳动观点强等之外，还表示要向他学习呢！丢都丢不了的事，被人捡了去，还要说几句风凉话，我想可能是怕周振强一时冲动，过后又后悔，所以要来钉牢它。这样一来，周振强只好咬紧牙根来拼老命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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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始几天，周振强累得精疲力竭，许多人看了过意不去，都纷纷提出，仍应恢复轮流敲煤的办法，不能让他一个人来干。因为战犯所不是劳改单位，主要是学习，劳动只能是半天，不能占去半天学习时间。周为了坚持要包下来，便不同意管理员和同学们的好意，就把早晚的休息时间也投进去；没有好久，居然熟能生巧，给他摸索出一套敲煤的办法。过去都是把煤块放在石头上，用锤子等去敲碎，后来他在一次很生气时把一块大煤块向另一块摔过去，结果两块煤都碎了，于是他发明了以煤敲煤的方法，功效便提高了一倍。这样，他终于把这一战犯们认为艰巨的劳动，一个人包了下来，所以一直得到管理员和同学们的称赞。

由于周振强的文化程度较低，据说他当中下级军官时，很得力于他的夫人楼亚隽。她是杭州一所中学的教师。北伐成功后，周振强'三皮还乡'（斜皮带、皮包、皮马靴），楼对这位年轻身材魁梧的革命军官一见倾心。